[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
[2]《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5～2566。
[3]《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丛刊》本）卷三，页4a～4b。案：“峨然云举”原作“善能云举”，此从朱谋土韦《水经注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王国维《水经注校》本，页77）引《大事记》、赵一清《水经注释》（台北，华文书局，1970，影印清干隆五十九年赵氏小山堂刊本，页192）校改。
[4]谭其骧《北河》，原刊《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署名禾子，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册，页331～333。
[5]谭其骧《北河》，见《长水集》下册，页331～333。
[6]张鼎彝《绥乘》（上海，民国十年赵镈斯发行，泰东书局印制）卷一一《水利考》，页2。
[7]张鼎彝《绥乘》卷七《要隘考》，页2。
[8]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刊《文物》1977年第5期，页18。
[9]案今人或谓狼山口即石兰计山口之北口，二者为同一山间谷道，各据一端，说见何清谷《高阙地望考》（刊《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页76）；本文所说狼山口位置，乃是遵从张鼎彝在民国时的记述。
[10]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06。案张氏此书中关于赵长城之高阙部分，写成于民国时期，并曾在当时刊物上发表，至1963年，汇集成此书，准备出版，但因故延宕至1979年始以“内部发行”形式印制成书。
[11]顾颉刚等《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上海，地图出版社，1955），页6，页7。
[12]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原刊《治沙研究》1965年11月第七号，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78。
[1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第一册《战国赵、中山图》，页37～38；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17～18。案此图在1982年正式出版发行之前，先于1975年，署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以“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内部发行”出版，图上高阙的位置，与后来的正式出版本完全相同，见此“内部发行”本第一册《战国赵、中山图》，页37～38；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20～21。
[14]谭其骧《阴山》，原刊《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署名禾子，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下册，页334。
[15]杨守敬《水经注图》（清光绪己巳杨氏观海堂原刻本）北二西四b～北二西五a。
[16]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页463。又史念海《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3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260，页268，页280。
[17]鲍桐《高阙地望新探》，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页73～79。
[18]严宾《高阙考辨》，刊《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82～84。何清谷《高阙地望考》，刊《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页74～77。沈长云《赵北长城西段与秦始皇长城》，原刊《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126～133，此据作者文集《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311～324。李逸友《高阙考辨》，刊《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第1、2期合刊，页39～44。案下文引述这四位学者的观点，凡出于此者，一般不再另行标注。
[19]《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
[20]鲍桐《高阙地望新探》（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页69）一文，认为九原城故址应为今包头市郊区嘛池古城，较三顶帐房古城址更偏东侧，这样，云中郡的西北界就更不可能轶出于阴山之外。
[21]刘师培《左盦集》（清宣统原刻本）卷五《秦四十郡考》附《秦郡建置沿革考》（案此原刻本仅存初印样本，尚未刻入页码）。
[22]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此据《河山集》七集，页376～384。
[23]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一，页1250。案“始皇三十三年以前”，“三十三年”原文为“三十五年”，据上下文义，“五”应是“三”字形讹，径改。
[24]《续汉书·郡国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3224～3525）五原郡西安阳县下梁刘昭注。
[25]《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七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渡河据阳山条元胡三省注，页243。
[26]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二《秦郡考》，页538。
[27]案语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
[28]文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2。
[29]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见《河山集》七集，页376～384。
[30]陈仓《战国赵九原郡补说》，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页247～249。
[31]文见《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九《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条，页1039。
[32]文见《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燕王”条，页1052。
[33]《水经·河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7a。
[34]谭其骧《秦郡新考》，原刊《浙江学报》第2卷第5期，1947年12月，此据《长水集》上册，页6～7。
[35]《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地理志》，页1655～1656，
[36]谭其骧《阴山》，见《长水集》下册，页334。
[37]案谭其骧这种看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清人胡渭的影响，如下文所引述，胡渭以为“阳山即阴山。山在中国之极北，故名阴山”。说见《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一三上，页417。
[38]《吕氏春秋·本味篇》，据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卷一四，页741。
[39]《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集解》，页2566。案此说尚别见于《水经·河水注》，一在阳山项下，作《汉书注》语；一在马阴山项下，作《汉书音义》语。注《汉书》及作《音义》者俱不止一家，杨守敬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徐广同文（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索隐》，页2886），并《水经·河水注》马阴山项下引徐广《史记音义》“五原安阳县北有马阴山”语，将《水经注》这两则引文的出处，俱订正为徐广《史记音义》（见杨守敬《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页215，页217）。今案《续汉书·郡国志五》五原郡西安阳县下梁刘昭注（页3525）引“阴山在河南，阳山在河北”语，亦言出自徐广；又《水经·河水注》下文九原县故城项下引徐广《史记音义》（杨守敬《水经注疏》本，页225），也有“阴山在五原北”语，可证杨说当是。
[40]《水经·河水注》，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页218。
[41]胡渭《禹贡锥指》卷一三，页417。
[42]《水经·河水注》，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页218。
[4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并唐颜师古注引北魏阚骃语，页1622。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赵、中山图》，页37～38。
[4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1620。案出土钱范表明，东、西二安阳在战国时的正式名称，应同为“安阳”。参见黄锡全《先秦货币中的地名》，刊《九州》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198～199。
[45]《续汉书·郡国志五》五原郡下，页3525。
[46]案杨守敬谓“马阴山省言之即阴山也”（见所着《水经注疏》页217～218），而如上文所述，“阴山”乃是与“阳山”相对得名，故“阴山”不可能是由“马阴山”减省而来。实际恰恰相反，“马阴山”应当是由“阴山”衍生而来。
[47]《水经·河水注》，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页224～225。
[48]董佑诚《水经注图说残稿》（清同治八年刊《董方立遗书》本）卷二，页26b。
[49]《水经·河水注》，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页231。
[50]《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上《世祖纪》上，页71，页72。
[51]《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10b。《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页95。
[52]谭其骧《阴山》，见《长水集》下册，页334。案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页104～105），谓《史记》所举之阴山，乃专指今大青山而言，与谭氏此“次广义”阴山涵义相同。
[53]见《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页3803。
[54]丁谦《水经注正误举例》（1920年刘氏求恕斋刊本）卷五，页47b。
[55]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关陇诸郡图》，页7～8；《唐京畿道、关内道图》，页40～41。
[56]张鼎彝《绥乘》卷五《山川考》上（页1），对于这几个字的语音联系，已有相近看法，谓塞外人读侵文韵如庚青韵。虽张氏以今日之方音论古音通转，类比稍显不伦，但他对这几个地名语音承转关系的判断，完全正确。
[57]《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4b。
[58]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北朝魏雍、秦、豳、夏等州沃野、薄骨律等镇图》，页54～55；第五册《唐京畿道、关内道图》，页40～41。
[59]《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页2885～2886。
[60]《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9。
[61]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62]白道经行“白道岭”，或以为“白道岭”即今呼和浩特市北之蜈蚣坝，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即持此说，见《河山集》二集，页466。
[63]《水经·河水注》，据清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影印《四部丛刊》本）卷三，页9b～10a。
[6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收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页73～74。
[65]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刊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页212～224。案此文本为1979年4月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的会议论文。
[66]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原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此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呼和浩特，自印，1984），页87～89。
[67]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1～51。
[68]关于这道赵武灵王长城现存遗迹的分布状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郭素新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上册，页64～65，页112～115，页126～129，页252～253，页270～271），标示最为清楚。
[69]严宾除前面举述的文章之外，还撰有《赵武灵王长城考》（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页151～160）一文，专门论述赵武灵王长城的走向问题。关于赵武灵王长城与赵长城上高阙的位置，本文的结论，虽然与严宾诸人完全一致，而具体论证过程，却互有参差。[70]李逸友等调查发现，赵武灵王长城建有城垣的地段，西端起始于今乌拉特前旗西山咀以东约10公里的大坝沟口，这里也有两峰对峙，形似双阙。所以，李氏等认为大坝沟口即高阙所在。今按大坝沟口的位置，似与何清谷所说大沟口为同一地点。又鲍桐《高阙地望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页68，页70）认为，高阙应在今乌拉前山与大青山之间的分界线昆都仑沟。这一位置似过于偏东，与《史记·匈奴列传》所记阴山西端的位置不尽契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7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9。
[7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页239～240。
[73]参见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刊《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页168～172。
[74]裴骃所说，是否确为秦始皇初分之三十六郡，还需要仔细斟酌。清人钱大昕谓秦三十六郡应当依循《汉书·地理志》所列秦郡以定，所说似乎也比从《史记》、《汉书》中的零散史事中勾稽秦三十六郡，要更为合理（案依此所定秦始皇三十六郡，仍含有九原在内）。对此，我拟另行撰文，予以阐释。惟钱大昕云“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这句话最为吃紧。除钱氏以外，清朝干嘉以降迄至今日，另辟蹊径来考据秦郡的学者，似乎均犯有未识古书义例的弊病。钱说见《潜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排印《潜研堂集》本）卷一六《秦四十郡辨》，页253～256；又《秦三十六郡考》，页258～260。
[7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9。
[76]何清谷《关于高阙位置的反思——兼答鲍桐同志》，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页84～85。
[77]《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6。
[78]《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页2449～2450。
[7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253。
[80]《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
[81]案《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7～758）作“四十四县”，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曰：“一云四十四县是也。又云二十二县。”这次秦廷在“河南地”到底设立多少个县，目前还难以确定。
[82]案此“十万”当从《秦始皇本纪》等作“三十万”，说详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三三，页1384。
[83]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一一○《匈奴列传》，页1790。
[84]《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5～2566。
[85]说详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见《河山集》二集，页453～461。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页1～235。
[86]《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5。参见史念海《新秦中考》，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五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92～138。
[87]说详史念海《新秦中考》，见《河山集》五集，页100。
[8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案在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前，谭其骧对于“河南地”所持的看法，本来与上文所述史念海的看法基本相同，谓：“所谓‘河南地’应该不仅指河套地区即当时的九原郡，迤南的陕甘北部即当时的上郡和北地二郡，也应包括在内。”（说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原刊《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此据《长水集》下册，页12。）可是，因为要想维护秦始皇三十三年始设九原郡的说法，需要把九原郡的设置，与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界设立四十四县一事联系起来，谭氏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便不得不如此绘制。
[8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引，页253。
[9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1。《续汉书·郡国志五》，页3519。案《汉书》卷三一《项籍传》（页1805～1806）颜师古注引东汉人服虔《汉书音训》语，谓榆中为“金城县所治也”，所说与《续汉书·郡国志》载金城郡同时辖有金城、榆中诸县的记述不符，应有舛错。惟据服虔语，可证自东汉时即释此榆中位于金城郡辖境之内。
[91]《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五三兰州府古迹“榆中故城”条。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凉州刺史部图》，页33～34。
[92]《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页32b。
[93]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页132。
[9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战国策》卷二九《赵策》二“王破原阳”条，页675。
[95]《汉书》卷三一《项籍传》颜师古注，页1806。
[96]《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正义》，页1811。
[97]沈长云《赵北长城西段与秦始皇长城》，据《上古史探研》，页314。
[98]史念海《新秦中考》，见《河山集》五集，页94～99，页138。
[99]《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16b。
[100]《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并颜师古注引如淳语，页2401～2402。
[101]《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索隐》引崔浩语。案崔浩撰荀悦《汉纪》之《音义》，事具唐颜师古《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页6。
[102]《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16b。另外，北宋人欧阳忞，在《舆地广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国学基本丛书》本，页184）卷一七胜州榆林县下，谓其“南界有榆溪塞，即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累石为城，植榆为塞是也”，说法也与《水经注》相似。
[103]荀悦《汉纪》（北京，中国书店，1990，《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龙溪精舍丛书》本）卷一《高祖皇帝纪》，页26。
[104]在当代历史地理学者中，王北辰即简单信从《水经注》的记载，以为“树榆为塞”，“指的就是诸次水上的榆溪塞”，说见《内蒙古乌审旗古代历史地理丛考——龟兹县、榆溪塞、契吴山》，原刊《干旱区地理》1989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页381。
[105]史念海《新秦中考》，见《河山集》五集，页96～97。
[106]《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三九陇右道河州枹罕县下（页989），谓“故罕羌侯邑，秦灭为县，后遂因之”。
[10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陇西郡临洮县并金城郡白石县下，页1610～1611。
[108]杨守敬《水经注图》，南三西七b，南四西七a～南四西八a。
[109]《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页20b。
[110]陈守中《允吾、金城、榆中、勇士等古城址考》，刊《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页195。
[111]《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页308。
[112]案此四十四（或三十四）县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今已大多无法确知，有人尝试以西汉临河诸县为依据，来复原其中的部分县址（如上引陈守忠《允吾、金城、榆中、勇士等古城址考》一文），方法大致可取。
[113]案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页132～133）、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1～51）等即持此说。
[114]《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38。
[115]贾谊《新书》（明末刊钱震泷评阅本）卷一《过秦》上，页2b。
[116]《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4。
[117]《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页3315。
[118]《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70。
[119]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见《河山集》二集，页453～454，页457，页462～463。
[12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册《专题文物图说明·内蒙古自治区战国、秦、汉、北魏长城遗存》，页94；《乌海市海勃弯区、海南区、乌达区文物图》，页134～135；下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单位简介·乌海市》，页75。
[121]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22。
[122]谭其骧《秦关中北边长城》，原刊《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署名禾子，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464～465。
[123]《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页3804。
[124]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见所着《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07。
[125]参见沈长云《赵北长城西段与秦始皇长城》，见《上古史探研》页322～324。
[126]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73。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1～51。
[12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专题文物图说明·内蒙古自治区战国、秦、汉、北魏长城遗存》，页94。
[128]参据钱耀鹏《试论城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原刊《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此据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241～252。又钱耀鹏着《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第四章第三节《战争与防御形式的演变》，页235～257；第五章第三节《史前城址的历史地位》，页291～293。
[129]《左传》昭公七年，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二一，页1287。
[130]郑玄注《周礼》，谓“聚土曰封”。据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九《地官·司徒》“封人”条，页697。
[13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经韵楼原刊本）田部，页697。
[132]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页177。案《小尔雅·广诂》（据葛其仁《小尔雅疏证》卷一，道光己亥原刻本，页12）谓“封、畛、际、限、疆、略，界也”，疑杜预所释，本之于此。
[133]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民国刊《嘉业堂丛书》本）卷上“略”条，页9b～10a。
[134]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卷首自序，页1。
[13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昭公七年下，页1283。
[136]顾炎武《日知录》“长城”条，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一，页52。案宋人胡宏，远在顾炎武之前，已经意识到春秋时期的田间沟洫，可以起到“邑里阻固”的作用，“虽有戎车，不可超越也”。胡说见所着《皇王大纪论》（北京，中华书局，1987，《胡宏集》本）之“商鞅变法”条，页280～281。
[137]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二，页643，页651。
[138]程瑶田《通艺录》(清嘉庆八年原刊本)之《阡陌考》，页1a～3a。
[139]司马光《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二《达》次六“大达无畛”条（页36）云：“洫所以明田界也。”
[140]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原刊中央研究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下册，1933年，此据《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61～163。
[141]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记云“封即田千（阡）陌”，亦即表示阡陌的界限；四川青川战国秦牍《田律》，也记有用“封”标识田界的具体形式。这说明“封略”的“封”，最初很可能与“略”字一样，也是专用于标识田界。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之《法律答问》，页178；四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秦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82年第1期，页1～15。
[142]《诗·周颂·载芟》毛氏传并郑玄笺，据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一九，页602。又今人沿承此说之代表性着述如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501。
[143]江有浩《诗经韵读》（清嘉庆甲戌原刻本）卷四，页6a。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上“侯主侯伯，侯亚侯旅”并“侯强侯以”条，页85～87。按照江有浩的看法，“侯强侯以”之“以”字，应与下文“有嗿其馌，思媚其妇”的“妇”字同韵，俱属之部；而上句“侯亚侯旅”之“旅”字，乃属鱼部。所以，从用韵和诗句的节奏角度看，“思媚其妇”下应句断，以与“侯强侯以”句相回应；下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句中，“士”、“耜”、“亩”三字，虽然俱与“以”、“妇”同韵，但依节奏，仍是另自为句，要更显流畅。于省吾的研究则表明，“侯强侯以”这句诗，虽然从形式上看起来，似乎与“侯主侯伯，侯亚侯旅”句式相同，但实质上，应读作“侯疆侯纪”而训为“维疆维理”，与“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之“略举当时自天子以下卿大夫之禄食公田者”，不是并列关系。今余冠英着《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页157），虽然对“略”字的释义，与愚见不同，却同样是将“有依其士”与“有略其耜”连读为一句。
[144]如唐人孔颖达之《毛诗正义》，乃至今人高亨《诗经今注》，俱作如此句读。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道光原刻本）卷二八（页6b）谓“思媚其妇”系与下文之“有依其士”对文。今案，其实“思媚其妇”句，应是与上文之“有嗿其馌”对文，盖佳肴、美妇，都是对耜田之士的激励。
[145]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74册影印清道光七年王氏京师刊本）卷六“依其在京，有依其士”条（页409～410），谓“依”当读为“殷”，作壮盛貌解，“言农夫壮盛，足任耕作”，似反不如从“依”之本义，作倚恃解更为顺畅。
[146]详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三○《载芟》，页1104。
[147]《尉缭子·分塞令》，据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等《尉缭子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75。
[148]《六韬·龙韬·王翼》，据《武经七书》（日本宽永二十年刊本）本卷三，页2a。
[149]《左传》定公元年，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七，页1608～1609。
[150]《左传》哀公十一年记有“党氏之沟”，杜预以为是“朝中地名”，实际上很可能是标示党氏家族居地范围的界线。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九，页1769。
[15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徭律》，页77。
[152]《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488。
[153]贾谊《新书》卷六《春秋》，页12b～13a。
[154]《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489。
[155]《左传》僖公四年，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五，页245。
[156]《左传》哀公十一年，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九，页1769。
[157]《管子·问》，据民国排印明赵用贤校勘《管子》（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九，页10～13。
[158]参见郭沫若《管子集校》问篇第二十四，据《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本第6册，页71。案郭氏以为此句“闭”乃“闬”字之误，“阙”上当夺一“门”字，所说可从。
[159]《墨子·天志下》，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七，页214。
[160]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国书店，1985）之《墨子》第三《天志下》“沟境·御”条（页75～76），谓“‘沟境’二字不词，当依《非攻篇》作‘边境’，此涉下文‘沟池’而误也”。案王氏显然不明当时以壕沟为界限的边界制度，故有此说，近人吴毓江已辨其失，说见所着《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七，页329。
[161]见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页702。
[162]除了主要作战形式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之外，长城的修建，还与作战攻取的主要目标由“攻城”向“略地”转变，具有更为直接的关联。对此，我将另行撰文论述。
[16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4号简，页47；释文注释，页206。
[164]吴礽骧《河西汉塞》，刊《文物》1990年第12期，页45～60。甘肃省永登县文化馆《永登县汉代长城遗迹考察》，刊《文物》1990年第12期，页61～65。
[165]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二《叔夷钟跋》，页29～30。
[166]《春秋》庄公九年，参据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一，页28。
[167]《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条，页1057。
[168]《商君书·弱民》，据蒋鸿礼《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五，页127。
[169]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第三章《中国文明的起源》，页84。
[170]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一“秦长城”条（页27～29），已经注意到秦人修筑长城，“凭藉水阻”的用意。不过，顾氏仅仅把“水阻”解作长城外侧的河道，而没有将其视作脱离于长城城垣之外的特殊防御设施，认识似乎还不够透彻。
[171]《史记》卷五《秦本纪》，页199。
[172]《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05。
[173]《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0。
[174]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见《河山集》二集，页444～449。
[17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释文注释，页208。
[17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田律》，页26。同样的法规，也见于云梦龙岗秦简，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82号简，照片摹本，页34；释文注释校证，页102。
[177]崔豹《古今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本）卷上《都邑》，页9。
[178]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25～27。
[179]张维华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页21）中已经指出，齐长城的兴建，“其先乃因于济水之防”，即利用济水的河堤。在增强防御功能这一点上，河堤与沟边土埂的性质非常接近，可以等同看待。
[180]清人雷学淇《介庵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76册影印清道光通州雷氏刻本）卷四“沟树沟封”条（页139～140），谓“有沟者必有封”，所说甚有见地。
[181]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页1～266。
[182]《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郑玄注曰：“壝，坛与堳埓也。”清人孙诒让释云：“壝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筑之谓之墠，于墠之上积土而高若堂谓之坛，外为庳垣谓之堳埓。”说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一八，页692～695。《说文解字》土部：“埓，庳垣也。”清人段玉裁注曰：“庳者，中伏舍也，引申之为卑也。按《广韵》引孟康云‘等庳垣也’。似孟氏所据为长。等者，齐等也。卑垣延长而齐等若一，是之谓埓。”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685。合观二者，《古今注》所云“壝埓”，应当是指低矮的土垣。四川青川出土战国木牍《田律》（四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秦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82年第1期，页1～15），记有用作田地界限的“封埒”，其“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埒”的高度，只是“封”的四分之一。据此可以推测，表示领土疆界的“封”，即使有“壝埒”并用，这种“壝埒”的高度，也应大大低于封土。
[183]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八《夏官·司险》，页2408～2409。
[184]见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三○，页844。
[185]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一《散氏盘跋》，页17～18。
[186]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议兵篇》，页283～284。
[187]雷学淇《介庵经说》卷四“沟树沟封”条，页139～140。
[188]沟封、沟树的封略制度，到后代逐渐无人知晓。西汉后期，刘向“采传记行事作《新序》”（《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页1958），书中也曾引述王恢与韩安国议论北方边事的话，但今传本《新序》“树榆为塞”作“积木为寨”（《新序》卷一○《善谋》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汉魏丛书》本，页387），这便应当是无知妄人，因不明沟树制度而臆改。
[189]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二，页720。
[19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191]《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
[192]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一“陶山北假中”条，页73。
[193]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页217。
[194]谭其骧《阴山》，据《长水集》下册，页335。又王北辰《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兼考唐西受降城》一文，也持相近看法。王文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此居《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358～362。
[195]《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4b～5a。
[196]见《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6。
[197]《水经·河水注》，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卷一，页52；又王国维《水经注校》所据底本明朱谋土韦《水经注笺》以及王氏参校之诸明抄、明刻本，于此“陶山”，俱无异文。
[198]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三，页198～199。
[199]案赵一清引刘向《七略》语，应出自《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六一八《学部·叙图书》引《七略》佚文。
[200]王念孙《读书杂志》之《史记》第一“陶山”条，页11。案洪颐煊《读书丛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续修四库全书》第1157册影印清道光二年广东富文斋刊本）卷一七“陶山”条（页708），虽然也注意到“阴山”与“陶山”因字形相近而容易致讹，但是却只含混地说，《史记》“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之“阴山，即下文陶山”，没有具体分辨二者孰是孰非，所论远不如王念孙精当。
[201]周庄《阴山——陶山——阳山》，刊《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37。案唯周文以为《史记·蒙恬列传》蒙恬“渡河，据阳山”之“阳山”，也是由“阴山”讹为“陶山”之后，又由“陶山”讹变而来，所论似不足信据。
[202]详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北京，中华书局，1956，《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卷五“因误字而误改例”，页100～102。
[203]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呼和浩特，编者自印，1984），页88。
[204]鲍桐《高阙地望新探》，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页66。
[205]今人研究，所见仅有徐善同，认为“北假中”三字，应为一地名整体，徐氏具体看法详下文。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将《秦始皇本纪》点断为“阳山（陶山，应为阴山）、北假中”，而将《匈奴列传》连读为“阳山（应为阴山）北假中”，前后自相决折，说明点校者弄不清楚其地理涵义，无所是从。
[206]《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索隐》引韦昭语，页2887。
[20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索隐》，页254。
[208]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藏室读书记》，原刊《大陆杂志》第41卷第1期，此据大陆杂志社编印《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史记考证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印行，年代不详），页446。
[209]《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索隐》引曹魏苏林语，页2887。
[210]《汉书》卷九《元帝记》，页285。
[211]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页5～6。
[21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木部，页251，
[213]见周祖谟《方言校笺》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一，页5。案“徦”原本作“假”，王念孙《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续修四库全书》第193册影印民国二十七年渭南严氏贲园刻本）卷一（页520），据《集韵》并《尔雅疏》引文改作“徦”，此从之。
[214]见周祖谟《方言校笺》本卷二，页14。
[21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彳部，页77。
[216]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卷五《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二“各彳各徦”条，页182，
[217]《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口部，页34。
[218]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二《释各》，页69～70。
[219]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五《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二“各彳各徦”条，页182。
[220]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二《释各》，页69～70。
[221]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页161～163。
[222]《管子·小匡》，据民国排印明赵用贤校勘《管子》卷八，页101。
[223]参见郭沫若《管子集校》小匡篇第二十，据《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本，第5册，页521。
[224]于省吾《双剑誃管子新证》（北京，中华书局，1962，《双剑誃诸子新证》本）卷二，页17。
[225]《诗·郑风·叔于田》，据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四，页49。
[226]据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印行《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卷三，页49。
[227]《列子·黄帝》，据《二十二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刊本）卷二，页198。
[228]《礼记郑注》（清嘉庆丙寅张敦仁影宋刻本）卷一，页21b。
[229]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一九引，页249。
[230]据郝义行《尔雅义疏》（北京，中国书店，1982，影印清咸丰六年杨氏海源阁刻本）卷上之又一，页43a～43b。
[231]周祖谟《方言校笺》卷一，页8。
[232]郭沫若《卜辞通纂·天象》（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郭沫若全集·考古编》本）第四二六片，页387～390。
[233]郭沫若《卜辞通纂·天象》第四二九片，页394～395。
[234]《毛诗传笺》（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本）卷三，页6b。
[235]《毛诗传笺》卷七，页10a。
[236]《周礼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本）卷六，页29b～30a。
[237]刘熙《释名·释山》，据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清光绪丙申刊本）卷一，页21a。
[238]案《诗·小雅·斯干》有句云“约之阁阁，椓之橐橐”（据朱熹《诗集传》卷一一，页125），阁从各音，橐从石音，知石、各在上古为叠韵字。惟古时同音通假，更重声母，石属禅母，为舌音；各属见母，为喉音，二者各自隶属于不同的声部。参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页16，页35。
[239]见郭忠恕《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83，重印《四部丛刊》本）卷中之二，页26。
[240]清顾蔼吉《隶辨》（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康熙项絪玉渊堂刊本）卷五，页183。
[241]刘熙《释名·释形体》，据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二，页12a。又《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五三李康《运命论》唐李善注引《释名》（页732），作“体者，四支股脚也”，文虽异而义与今传本相同。
[242]《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骨部，页86。
[243]《周礼·天官·冢宰》并郑玄注，据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页13～14。又孙诒让谓此歧别语义之由来，乃是因“总为一体，分为众体”，所说最为透彻。
[244]参见于省吾《双剑誃管子新证》卷二，页26。
[245]刘熙《释名·释山》，据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一，页20b。
[246]南宋刊本《释名》即印作“山体曰石”，此可证之于南宋刊《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五一地部石上（页248）引文。
[247]《释名》（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缩本），页2。
[248]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页1b。
[249]见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四，页16b。
[250]《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页1474。
[251]《汉书》卷九《元帝记》，页285；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2；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25。
[25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54。
[253]《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页1424。又卷五《景帝纪》，页150。案《景帝纪》唐颜师古注引《汉仪注》曰：“太仆牧师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据此推测，北地、陇西两郡，也应当设有牧苑。
[25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田律》（二年律令图版，第204号简，页26；又释文注释，页165），规定各地“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而“上郡地恶，顷入二石”。西汉上郡的一部分辖界，即属于“河南地”的范围，整个“河南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大体上都与上郡相似，甚至更坏。
[255]蒙恬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将三十万众”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然后坐镇上郡，指挥北边防守事宜。至秦二世遣人逼迫他自杀之前，蒙氏自言仍旧“将兵三十余万”（《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5～2570），可见在今关中西北和北部，秦边防军总额一直是三十余万人。
[256]《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4）载主父偃述秦时转输军粮之艰辛状况云：“使天下蜚刍转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又《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页1447）亦云：“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天下叛之。”
[257]《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0。
[258]《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4；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11。《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61。
[259]《汉书》卷九《元帝记》，页285。
[260]《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25。
[261]《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8。
[262]《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61～2962。
[26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264]《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7～758。
[26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266]《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2282。
[267]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刊《文物》1977年第5期，页16～17。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1～51。
[268]《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2281。
[269]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刊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页187～198。
[270]《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页3803。
[271]《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4b。
[272]史念海《郦道元与其<水经注>中所记的高阙》，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署名“苏沧洲”，此据《河山集》七集，页370～375。
[273]《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页2949。
[27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7～2890。
[275]《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04，页2906等。
[27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秩律》，释文注释，页193～200。参见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刊《学术月刊》2003第1期，页45～49。
[27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1620。简文“南舆”，《汉书·地理志》本作“南兴”。张家山汉简整理者以为《汉书·地理志》之“兴”字为“舆”字之讹，应当就是简文中的“南舆”。按《水经·河水注》（《永乐大典》本卷一，页54）北舆县故城下引《汉书·地理志》作“南舆”，清儒多据之订正今本《汉志》（如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即是如此。清道光戊申汪氏振绮堂原刊本，页10a），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实为此说增添一有力佐证，故汉简整理者所说可从。
[278]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17～18。
[279]《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
[280]《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06。
[281]《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1。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在“朔方”与“高阙”之间，用顿号点断，乃是因不明高阙隶属于朔方郡而致误。
[282]鲍桐《高阙地望新探》，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页65～80。
[283]与鲍文在同一刊物上同时刊出的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和何清谷《关于高阙位置的反思——兼答鲍桐同志》两篇文章，就都不同意鲍氏的看法。
[284]《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一七《忠义·贾循传》，页5533。
[285]《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卷五永平府关梁“榆关”并“山海关”条，页96～97。又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卷七《边镇杂记》“古榆关”条，页146。别详拙稿《论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附一《临渝关考辨》，收入拙着《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0～11。
[286]《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3。参见史念海《函谷关和新函谷关》，原刊《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381～401。案关于汉武帝这次东移函谷关的原因，东汉应劭曾解释说，是因为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故请求武帝移关（说见《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今论者多从应氏此说（如上列史念海文）。实际上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关中布防方略的大调整，所做调整，不止函谷关一处。《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代孝王参传》（页3211）记云：“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显而易见，函谷关的移徙，就应属于这次“汉广关”的举措之一。汉武帝这一举措，涉及到当时的重大社会变革问题而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我将另行撰文，予以论说。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卷一五，页194）、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一，页57）等，都已经注意到并指出，应劭的说法实出于传言，不可信从。
[28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赵、中山图》，页37～3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79）之《秦统一图》，页23～24。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299～300。史念海《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见《河山集》七集，页260～263，页273～278。案据杨宽自传《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页303～311），《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先秦部分图幅，系由杨氏编制。
[288]黄麟书《秦皇长城考》（台北，东明文化基金会，1992）第二章《西北长城》，页47～48；第三章《北长城》，页87～89，又本章附《赵武灵王长城图》，页106～107。
[28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之《秦统一图》，页23～24。
[290]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见《河山集》二集，页461～466。
[291]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一八，页1288～1289。
[292]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页69～94；又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原刊《考古》1973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页95～124。
[293]参见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沙漠研究室编着《中国沙漠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74），页36～38。
[294]除了阻隔兵马通行之外，沙地还可以起到有效的预警作用。曹魏时人苏林论汉人防御匈奴的设施说：“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说见《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2287）唐颜师古注引述。西域出土汉简中有许多在边塞行用“天田”的具体记录，见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页9，页16，页28，页36，页79等处；林梅村等《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41，页49，页73等处。今考古学者还在甘肃发现了这种“天田”与界壕相结合运用的遗迹（吴礽骧《河西汉塞》，刊《文物》1990年第12期，页45～60）。所以，即使沙漠化程度不足以完全阻断兵马通行，边塞外侧的沙地，仍然有助于防御匈奴的进犯。
[29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
[296]《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3b。
[297]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页124。
[298]鲍桐《高阙地望新探》，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页66，页72。鲍桐所说阳山长城这一分布状况，在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册，页64～65，页94，页268～269，页272～273）中，也有同样记述。又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1～51。
[299]史念海《<秦长城与腾格里沙漠>跋》，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此据《河山集》七集，页359～369。
[300]《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页3873。
[301]史念海《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见《河山集》七集，页264～270。
[302]《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39；卷一二三《大宛列传》，页3170。《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3。
[303]史念海《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见《河山集》七集，页270。
[304]日比野丈夫《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ぃて》，原刊《东方学报》，京都第二十五册，昭和二十九年十月，此据作者所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京都，同朋舍，昭和五十二年），页69～91。案此文有拙译中文本，题为《论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刊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641～664。
[305]《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