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页44～52；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刊《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页168～172。

[2]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引论第二节《西汉郡国建置沿革概述》，页7～17。上篇第七章第二节《刘恒之代国》，页72～73；下篇第一章第三节《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郡沿革》，页137；第三章第一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页155～157；附篇第一节《十八诸侯封域》，页246。

[3]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刊《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页45～49。下引周氏观点，凡不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文。案周文发表后，又于2003年11月23日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公布了此文的修订版本，唯所做修订，与本文所论问题基本无关。所以，本文所论，凡未特别注明者，还是以《学术月刊》上的文本为依据。

[4] 原文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二年律令·秩律》，二年律令图版，第443、447、448、458号简，页43～45；释文注释，页193～197。

[5] 关于《二年律令·秩律》中这些县份的排列原则，是一个饶有兴趣且富有意义的问题，需要着意探求。

[6] 案周振鹤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公布的修订文本中，已经放弃了暂将此县列入云中郡内的处理方法。

[7] 说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引论第三节《复原西汉政区的前提》，页22～24。

[8]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1620。简文“南舆”，《汉书·地理志》本作“南興”。张家山汉简整理者以为《汉书·地理志》之“興”字为“舆”字之讹，应当就是简文中的“南舆”。按《水经·河水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影印《永乐大典》本卷一，页54）北舆县故城下引《汉书·地理志》，此地正作“南舆”，清儒多据之订正今本《汉志》（如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即是如此。清道光戊申汪氏振绮堂原刊本，页10a）。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实又为此说增添一有力佐证，故汉简整理者所说，可以信从。

[9]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17～18。

[10] 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释文注释“说明”，页133。

[1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5～2570。

[12] 案统率秦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原为蒙恬，王离为蒙恬裨将，秦末二世皇帝胡亥与赵高合谋逮捕蒙恬后，由王离出任主帅，事具《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51。王离则在秦廷击灭项梁的定陶战役前，受二世调遣，率大批边防军赶赴山东，说详拙稿《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刊《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页137～140。

[13]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7～2888。

[14]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94～2895。

[15] 说详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页453～461。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页1～235。

[16]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

[17]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赵、中山图》，页37～38。又谭其骧《阴山》，原刊《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署名“禾子”，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册，页334。史念海《郦道元与其<水经注>中所记的高阙》，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署名“苏沧洲”，此据《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370～375。又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此据《河山集》七集，页376～384。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三章第一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页156～157。

[18] 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5～64。

[19]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刊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页212～224。又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原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此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呼和浩特，自印，1984），页87～89。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1～5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郭素新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上册，页64～65，页112～115，页126～129，页252～253，页270～271。

[20]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又《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页2449～2450。

[21]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01，页2904。《汉书》卷四○《周亚夫传》，页2057。

[2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253。

[23]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

[24]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5～2566。

[25]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4）载主父偃描述秦始皇时向今河套地区运输军粮的情况，说道：“使天下蜚刍輓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若按照《史记》卷三○《平准书·集解》（页1421～1422）引《汉书音义》的解释，当时乃“锺六石四斗”，这样，其运输耗费要高出所运粮食一百九十多倍。其锺、石这两个计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虽然还需要再仔细斟酌，但粮食运输成本之高，非同寻常，应是无可置疑。

[26]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8。

[2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田律》，二年律令图版，第204号简，页26；又释文注释，页165。

[2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0。

[29]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4；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11。《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61。

[30] 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41～51。

[31] 《汉书》卷九《元帝记》，页285。

[32]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25。

[33]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8，页2961～2962。

[34]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6。

[3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36]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刊《文物》1977年第5期，页16～17。另外，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一文，对此也有具体记述。李文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页1～51。

[37]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90），谓匈奴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朝那、肤施都是在秦昭襄王长城上的重镇。

[38]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

[39]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06。

[40]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页3873）记汉武帝在黄河西岸修筑长城，谓其“始筑令居以西”，用法正与此“筑朔方”相同。

[41]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载卫青令校尉苏建“筑朔方城”，与此是否同为一事，也需要仔细斟酌。

[42]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43] 《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丛刊》本）卷三，页7a。

[4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

[45]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二《秦郡考》，页534～542；又同卷《汉郡考》，页542～556。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各个部分的论述，涉及到更多这一类问题，请参看。

[46]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0。

[47] 譬如谭其骧论汉高祖末年天子自有十五郡，数云中以西诸郡，而九原不预其间。说详《西汉地理杂考》之“高祖末年汉天子自有十五郡”条，见《长水集》上册，页96～97。又如，今周振鹤论西汉初年政区设置，即遵从《汉书·武帝纪》，以为五原郡与朔方郡一样，“乃元朔二年汉击匈奴，收河南地后所置”。说详所著《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三章第一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页155～157。若再向更早追溯，则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即持此说，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卷二，页17。

[48] 案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即采用了《汉书·地理志》的说法，谓九原郡乃“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说见《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7a。

[49] 如周振鹤推测，元朔二年初置朔方郡时，该郡“至多领有七县”。说详所著《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三章第一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页157。

[50] 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一，页125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郡考》，页538。谭其骧《秦郡新考》，原刊《浙江学报》第2卷第5期，1947年12月，此据《长水集》上册，页6～7。

[51] 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见《河山集》七集，页376～384。又陈仓《战国赵九原郡补说》，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页247～249。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9～13。

[52]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55～1656。

[53]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60～61。

[54] 《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綰列传》，页2640。又《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87～388。《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68。

[55] 《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綰列传》，页2641。《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69。

[56]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页2070。

[57]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61。

[58]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卷一五“郡国属县之数”条（页126～127）列举过一些汉代郡国属县数目变化的例子，可以参看。

[59]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郡考》，页53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22。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国赵、中山图册》，页37～38；第二册《秦山东北部诸郡图》并《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9～10，17～18。

[60]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条，页105。

[61] 《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下，页61。

[62]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51。

[63] 谭其骧通过分析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载秦末汉初县份，已经指出，西汉时在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存在秦末汉初设置的县数会少于《汉书·地理志》所记汉末县数的情况。谭说见《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一文，原载《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此据作合文集《长水集》下册，页257～258。

[64] 案《汉书》卷四○《周勃传》（页2053）记同事所载云中以及雁门、代郡辖县相同。

[65]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70。

[66]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七章第二节《刘恒之代国》，页72～73。

[67] 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9～10，页17～18。

[68]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20～1621。

[69] 周振鹤谓汉高帝疆理秦郡，“凡更名之郡，皆因郡境有所变化”，此武帝更名九原为五原郡，亦同此理。周说详所著《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十章第一节《吴姓长沙国》，页120。

[70] 《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7a。

[71] 史念海在《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上刊布的《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继之，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上又发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一文，公布其实地考察结果。稍后，在1982年10月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便完全采用了这一观点，见第一册《战国赵、中山图》，页37～38；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案在1975年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的内部发行本上，所绘秦昭襄王长城的北部端点，离黄河河岸还有很远距离。见第一册《战国赵、中山图》，页37～38；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72] 《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四胜州，页110。

[73]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见《河山集》二集，页455。

[74]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页2401。

[75] 说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29～41。

[76]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2924。

[77] 说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5～64。

[78]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61～2962。

[79]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

[80]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集解》，页2925。

[81]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06。

[82]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集解》引如淳语，页2925。

[83] 谭其骧《北河》，原刊《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署名“禾子”，此据《长水集》下册，页331～333。

[84] 史念海后来在《新秦中考》一文中，谈到卫青此役的渡河地点时，复云卫青所过“西河”为今宁夏内蒙间黄河北流河段（这与卫青自东面的云中出兵于高阙的史实，明显抵牾）。可见因未能通解相关记载，史氏实际很难确定卫青的行军路线。史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五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108～109。

[85] 案这一带在战国时称为榆中，榆林县的得名，应当与此有关。

[86] 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见《河山集》二集，页471～487。

[87]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页227～235。

[88] 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见《河山集》二集，页473。

[89]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册，页256～257，页264～265。

[90]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页572，页575。

[91] 史念海考察这一带的长城，最早是由内蒙博物馆的田广金提供的考古调查线索。田广金当初本来提出：“根据长城走向及老乡传说，这道城往北到包头附近，应该与赵长城接。”（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页460）但是，这一想法后来没有得到重视。

[92]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刊《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印，1984），页80。

[93]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

[94]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

[95]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并张守节《正义》，页1811。《汉书》卷三一《项籍传》颜师古注，页1806。

[96]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1813。

[97]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35～737。

[98]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

[99] 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见《河山集》二集，页476。

[100] 《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18b。

[101] 案《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七《西羗传》（页2874），在记述秦昭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事时谈到：“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周王赧四十三年（公元前272年），为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赵惠文王二十七年，这与《史记·匈奴列传》所记秦、赵两国修筑北边长城的时间次序是先秦后赵等情况不符，这是因为秦始设上郡，并非仅缘于残灭义渠，起初本是源自魏国献纳土地。《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6）载魏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又《史记》卷四四《魏世家》（页1848）记魏襄王六年（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公元前313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设置上郡，首先应是基于这一基础。秦人残灭义渠后，或许对上郡界域又有增益。陇西、北地两郡长城的修筑时间，可能稍后，但这不并妨碍上郡先行动工兴建长城。

[102]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并裴骃《集解》，页369～370。

[103] 方回《古今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卷一○“缮治河上塞”条，页265。

[10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105] 《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侯”条，页1039；又同卷“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秦王”条，页1052。

[106]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页2044。《汉书》卷四三《刘敬传》，页2119～2120。

[107] 控御中原，是中国历代王朝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历代统一王朝都城位置的选择，无不以此为基本原则，不仅秦汉如此。我将另行撰文，专门阐释这一问题。

[108] 参见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一文及其补正，原刊台北《食货月刊》复刊第13卷第1、2期合刊与第3、4期合刊，1983年，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页85～170。王子今等《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页46～50。

[109] 《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页801～802。

[11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页17。

[11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2、506号简，页48～49；释文注释，页206，页208。

[112] 参见王子今等《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页46。

[113]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卷一《巴志》，页59～60。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末民国初年石印本）卷六六四川重险瞿唐关，页11a～12a；卷七八夷陵州长阳县古捍关，页57a。又清李元《蜀水经》（成都，巴蜀书社，1985）卷六《江水》六，页33b～35a。案上引王子今文论扞关位置，与此不同，然而，似不如刘琳说可从。

[114]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92。

[115] 《汉书》卷二《惠帝纪》，页91。

[116]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页1954～1957。

[117] 史念海在考察直道遗迹时发现，秦朝在今鄂尔多斯草原地段上的直道侧旁建有城垣，可以起到保护通行的作用，秦末汉初在撤出黄河－阳山防线的时候，是否会依旧据守这些直道守护设施，甚至将其用作上郡西侧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的一道边塞，也值得考虑。有关考察情况，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原刊《文物》1975年第10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49～452。

[11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汉郡考》，页549。

[119]《汉书》卷五一《枚乘传》页2359～2365。

[120] 案这种战国策士游说风气的遗存，是西汉武帝时期以前的普遍现象，至武帝即位，罢“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56），此风始逐渐衰微。胡宝国总结战国秦汉之际的文化发展轨迹，谓“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是在汉代”，所论极为精辟，战国策士的游说风尚，也应是结束于汉代。胡说详所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之《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页1～29。

[121] 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之“《枚乘传》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条，见《长水集》上册，页97。

[122] 前人相关研究请参看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之“高祖末年汉天子自有十五郡”并“《枚乘传》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条，见《长水集》上册，页96～98。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结语，页228～229。